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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类就有医学，甚至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人时，就已经有了一些医疗了。即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有医学了，如有些动物的自体疗伤本能。中美洲有一种阿拉伯胶浆树，树皮内流淌着一种树脂，当有些鹿或其它大的动物被印第安人的箭射伤后，这种动物能本能地找到那棵树，跑到树下，咬破树皮，并把创口对准树，让树脂流到创口上而进行自我救助。
关于人类起源有两种学说，一种是西非起源说，认为整个欧、亚、非洲均是在西非起源的，这是“一元说”。另外还有多元说，人类不是单纯来自西非，其他地方在西非出现人类的同时也有人类起源。
例如云南发现了300万年前的人类遗迹。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有了比较原始的医学知识，在中华大地的人类遗址上，也有从猿人→直立人→智人的遗迹。先后有元谋猿人（170万年）→蓝田猿人（50~60万年）→北京猿人（40~50万年）→丁村人（同期尚有马坝人、长阳人，约10万年）→山顶洞人（1万8千年）→仰韶文化（同期尚有马家窑文化等，4000年前）→龙山文化（尚有齐家、屈家岑、青莲岗、良渚、大汶口、红山等文化，约5千年）→三大部落集团，即黄河流域姬姓（黄帝）、姜姓（炎帝）部落族，东方夷部落族太昊、少昊、蚩尤、弈部落，长江流域苗蛮部落族。
如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和石头。用火是具有医疗能力的象征。石器时代是重要的、漫长的时代，比现在我们的文明社会还要漫长。用石头（即砭石）治病是有记载的。而且也已经有出土的砭石了。六十年代在内蒙发现了石器时代的砭石。砭石后演变成针刺。
神农尝百草不是传说，而是延续下来的口传历史。神农确有其人，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代的部落的人。神农尝百草是通过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作物，有一些草，具有治疗的功效，这样就开始有了药。
如《墨子•贵义》所言“譬若药，然草之本”，古代药书称“本草”。因此中医的起源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用石器为治时产生了砭石，后演变成针刺；另一个是用药治病的源头。这二者都是远古时代的医疗保健形式。
中医理论的形成大约是在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世界文化史的轴心时代。很多基本的知识、理论都是沿着那个时代的学术往下传递的。这个时代相当于希腊罗马的那个时代，在西医是希波克拉底时代。
中医最早有记载的名医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叫秦越人，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人，他在赵国行医之时，就有了当代扁鹊的称谓了。
扁鹊是最早的医家图腾，是一个人首鹊身、用砭石治病、灵验如鹊雀的医者，称扁（砭）鹊，此后为神医的敬称。在黄帝少昊金天氏的时代，用鸟作为官名，扁鹊是黄帝部族的医官，《素问•异法方宜论》言“砭石从东方来”，与此相合。
西方早期的医学传说，也有类似情况。古代人头马身的基戎是医学世家的始祖，图腾中的神医。阿斯克勒比奥斯的医术就是他传承的，后来成为奥林匹克圣山的医神。
山东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鹊头人身给人治病的扁鹊行医图。后来就以行业为名，把名医都称为扁鹊。司马迁所记载的扁鹊是脉学的鼻祖。古时传授医技首先要考察人品，也就是《内经》中一再说的：“非其人不传，非其人不教”。
扁鹊是一个招待所的主任，当年他的老师长桑君经数年的考察，发觉他的人品不错，就把医术传给了他。而且还让他进行了一些训练。让他饮上池水（露水），而且每日用上池水洗脸、擦眼睛，这样可以增强诊断的能力。扁鹊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学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四处行医，名声大震。最著名的是在虢国，国太子病逝，但扁鹊诊视完后发现太子并未真死，而是假死，是晕厥。先用针灸，让其清醒，后用汤药及保健方法使其痊愈。这些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有详细记载。说明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医疗水平已经很高了。
在战国时代中医已经分成了三派：
1、扁鹊一派：后来这一派所传授的书叫《难经》。现在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难经》是继承了扁鹊学派的学术思想，而且《难经》是《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再整理而成的。
2、汤液经法派：《汤液经》是商朝辅佐成汤打天下的宰相——伊尹所著。伊尹原来是一个厨师，但很有计谋。他是厨师会经常调和百味，在调和百味过程中也就调和了百草，从而发明了现代的汤药——包括中药和方剂。
3、养生派：即道家学派。道家在发展到中期以后主要尊崇黄帝和老子。现在对老子有很多新的考察，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现代研究认为，《黄帝内经》中很多篇论就是道家学派传下来的。
汉代首次把流传下来的医书重新整编，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但后面的六部经书全部都亡佚了，仅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汉代以后就又出现了医经学派，是以《黄帝内经》为奠基的。
汉代还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医学家——张仲景，他编著的书最早叫《伤寒杂病论》，后来延续流传下来的内容被分成了两本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被尊称为“医圣”。我认为，张仲景如果活到现在，从现代医疗水平的层面上看他也是名医，也能治疗非常疑难的疾病。很多难治的疾病在他的书中都有记载。
有些刚学中医的本科生认为张仲景不行，要是在现代社会连初中都考不上，他的理论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对有创造性的历史人物决不能如此评价，而且确实有一些目前名医治不了的病，他都能治。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探讨。
有一些先秦流传下来的药书，在汉代经过进一步的整编而成《神农本草经》。一年是365天，《神农本草经》载有365种药。
中医学的四大经典指的是，包括《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这四部经典中包含了讲理论的、讲方剂的、讲药的都齐备了。汉代人整理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定形了这几部著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这几部著作的定形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内经》难经《伤寒论》及后世发展的各家学说的基本理论，我所讲的中医基础主要还是以《黄帝内经》中的内容为主。
《黄帝内经》对中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最大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创意造言，大始之德。很多的医学名词和原理是从《内经》中来的；
2、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构架；
3、著教方法，昭示规律，传承医术；
4、科学的载体，哲学的别裁，文化的品味，恒久的价值，不可代替。
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说，《内经》是常读常新；而且还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全部明白了内经的内容，很多内容可以有很多解释，还有的内容目前也没有人弄通。这点也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对西医的内容来说，现在再回头去看以前的知识有很多都过时了。现在有些人把九十年代的西医书都当废纸卖了，九十年代的人则把七十年代的书都卖了。西医学的治学传统就是不断地追逐新的东西，抛弃过时的东西。而中医学则不然，反而是越回头看，越觉得老的东西有味。所以很多人在从医多年后仍然觉得《内经》句句真言、字字珠玑，一句抵一万句，时至今日还这么有滋味，这么有价值。
在汗牛充栋的中医书籍中，有经典著作之说，在中国学术的传承中，把具有典范意义的经书称为“经典”。班固在《白虎通德伦》中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圣贤彝训曰经”。典，也指常道、准则的经籍。
经典的价值有五：一是从无始有的原创性，二是以其根柢性明道示本，三是精辟简练、言近旨远，四是弥久不变、与时引新，五是富蕴启发、纬待延伸。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中医把重要的学术、有价值的东西称为“经典”，经典是中医理论发展的关键。后世的理论也都是沿着以前的体系，并不断地进行补充。
关于中国的治学传统，清代学者王夫之总结得很好，他在《周易外传》中的一句话就是：“学成于聚，而新故相资新其故”。这也是中国解释学的一个特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经——注——疏，疏是指给注释加的注解。例如《内经》的注文有很多，而《神农本草经》除了注外还有疏，这是一个解释体系。另外还有一个解释体系是“传”。例如《周易》，就有《易传》，是用传的形式解释《周易》。此外还有一种横向的解释体系叫“纬”。总之，经——注——疏、经——传——纬是中国的解释学特征，与西方的解释学有很大的区别。
从汉代以来《内经》就为中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人多数都是在这一框架下不断地发展它的内容，并发展新的东西来进行补充。
医学的发展大体上是以需求为启动点的，这是发展的一个契机。医学就是解决治疗疾病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医学的生长点。出现了一种疾病，当然大家就都开始研究治疗这一疾病。在古时最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就是传染病。如张仲景在《伤寒论》的序言中提到他家200余口人自从建安以来已死十之八九，因此他就开始研究伤寒。
古时的传染病叫“瘟”或者“疫”，也叫“伤寒”。在传染病发病最高峰时，医家积累的经验也最丰富。中国和印度虽然都比较贫困，但出了一批很优秀的临床大夫。因为医生见的病人多，治疗的病人多，也就有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例如协和医院张孝骞教授这样的名医在国外就真的找不出来。全国的急、重症都到他这会诊，他见的病例就非常多。而且他的查房不是一般的查房，而是包括病理科、放射科、检验科主任都到场的大查房，并随时进行问答，是一个有特色的科学场景。这种查房非常长学问和见识。
在传染病高发期会产生名医。历史上有两个传染病的高发期，一个是汉代（东汉末年）产生了张仲景这样的名医；另一个是明末清初，在这个高发期又产生了吴又可、叶天士这样一批名医。就如这句话所说“国家不幸，诗人幸；病人不幸，医家幸”。
汉代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冲破了经学。这个时期虽然是玄学统治，但也有积极的一面，人们得到了一些宽松的环境，敢于随意地发表言论，冲破了经学统治。此时正好随着佛教的西来引进了很多外科技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外科手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时的中医并不像现代，偏重于大内科，而是治疗各种疾病，而且什么方面都要学习。当时可以做很多手术，包括眼科的白内障手术等，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对于中医学来说是一个自为的时代。并不像汉朝那样被经学所束缚。
南北朝后到了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集大成时期。唐代社会发达，经济强盛，但是唐代不以理论创新称著，但杨上善撰《太素》，唐王冰次注《素问》，大有气象，主要涌现的是集大成的人物。
当时出现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孙思邈，他是老寿星，代表著作为《千金方》。他长寿，目前可考证的、有记载的他的年龄至少是102岁。也有人考证是148岁的。他的医术非常高，医德也高尚。他既相信道家的理论，也相信一些佛家的理论。因此他的方中是没有动物药的，也就是尊崇佛家的不杀生。
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流传下来。例如过去走江湖行医的大夫，也就是走方郎中拿的那个铃串，实际上是开口器，据传说是一只老虎的口腔受了箭伤，它知道孙思邈是名医，就趴到了孙思邈的门口，孙思邈看见了，就做了一个开口器把虎的口扩开，以防拔箭时把他自己的手咬伤。
他除了医术高明外，道德也很高尚，其《大医精诚》是系统的医德规范。从隋文帝杨坚时就招他做官，他拒绝了，后来又拒绝了唐太宗的册封。
唐代还有一个名医就是王焘，编著了《外台秘要》，他也是集大成的医家。比他们两个人稍早点的有一部专门讲病理的书，是隋代巢源方著的《诸病源候论》。这本中的许多东西，包括认识方法等与西医的观点相似。这本书也是这一时代的标志。
隋唐后经过五代十国到了宋代。宋代虽然对外军事能力薄弱，但宋代却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高峰的时期，随着文化的发展，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宋太祖时期的一些政策使得学术环境很宽松。宋太祖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夺得的天下，他对武将很有戒心，但对文人非常重用。
因此，他助文、爱文，使得当时的文学达到繁荣。而且他从来不搞文字狱，以此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宋朝这一学术开放的风气，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使得宋代的科学、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宋代还有一大特点是皇帝都热爱医学。例如宋徽宗虽然是亡国之君，但对医学、艺术都很有贡献。他自己领衔编著几部医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经》等，有的还写了很好的序言。
除了宽松的环境，宋朝最主要的是出版业发达。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并开始印制了重要的经书。这一印刷技术在唐代时只能印几本佛经而已，到了宋代则可以大量地发行书籍。国家成立了校正医书局，专门有大臣（五品官）来进行学术编著，出版了大量的医书。宋代以前的医书主要是靠口传和抄录，非常不方便，容易亡佚。可以使用纸张印刷后，大量的文献才得以流传。宋朝的医学教育也非常发达，州府内都有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发展最有标志性的学术是：《伤寒论》始有注家，对伤寒六经已有不同的解读和发挥；南宋时治热病已经有用温热与寒凉的不同。
金元四家的学术成就。金元四家是指张仲景后有很强的突破意识和开创性的四大名家——刘完素（因为是河间人，也叫刘河间）、张子和（河南人）、李东垣、朱丹溪。四个人各主一派，各有各的学问：刘完素专主火，在他之前都认为传染病等都是“寒”，而他认为是“火”；张子和主要用攻下法，用下药来治疗传染病；李东垣是补脾；朱丹溪则以滋阴见长。
刘完素和张子和这一派叫河间派，李东垣和乃师张元素叫易水派，朱丹溪既继承了河间派的理论也继承了易水派的理论。此时的中医出现了鲜明的派系。派系之间有互相争鸣、互相驳斥，但也互相吸收。这四家对张仲景的理论和诊治方法都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创新。这一时代是一个关键的时代叫“宋金元时代”。此际开始，学派林立，学派各有宗师、学人和代表著作，呈现一种新鲜的学术潮流；此后中医的学术发展，也就由先后崛起的学派来引领了。
宋代之后的元代，虽然蒙古人只统治了97年，但元代非常重视医学和医家，给予医生的待遇很高。其中朱震亨（即朱丹溪）、滑寿是元代中医理论界的代表人物。
元代后的明、清中医进入了一个继兴发展时期，这是明清时代的一个特点。即沿着前代人的脉络，并且在不断地发展。明代有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等人的温补学派。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温病学派和温补学派（重视补脾和补肾）的形成。产生了一些大家，如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等。
温病虽然也是指传染病，但与伤寒还不太一样。可以这样简单讲，伤寒学派当初所治疗的病症都是以寒为主要特征的，因此都用一些辛温的药来发汗治疗；但温病学派所治疗的重点病多数是热性、发疹性的传染病，因此得用辛凉、发散的药物治疗。
此外，从治疗的思路、辨证论治的框架也不一样。伤寒学派是六经辨证：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厥阴病、少阴病，也就是按照六经的框架来治疗。而温病学派形成了以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为核心的辨证施治体系，可以说温病学派是一大创新；但是明清的医学，从医学思想、发展趋势上还是径相异趋的。
明代医学，从多种命门学说的创立，从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瘟疫论》传染病理论的革新，外科和针灸理论之成就等，都展示了明代医学思想的革新倾向。而清代医学，除初期温病学派创立以后，其他如外科趋于保守，道光以后太医院取消针灸科，理论研究转向文献等；都表现了中医学在清代中叶以后的学术思想是保守的，致使其演进呈停滞或倒退。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医学一个恐慌时代。中医学本身有其不足之处，虽然有一些解剖学基础，但后来没有再发展。西方医学则是以解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再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是以解剖学为根基的。
当时著名的医学院校在做解剖时都对外售票。而且学生进入解剖室得对尸体鞠躬，表示对其的尊重，这一传统至今还有一些院校沿用。沿着解剖这一脉络，后来发展产生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等等。
当然中国古时也有解剖，“解剖”二字就见于《灵枢•经水》：“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以穴位和内脏联系为特征的表面解剖学，不仅构建了经络理论，而且有治疗价值。
中国古书不乏对解剖的记载和故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殷纣王剖比干心，验之是否有七窍。《汉书•王莽传》记诛翟义之徒，使太医与巧屠，以竹筵导其脉、度量五脏等。在宋代尚有据实所绘的《五脏图》及医官王惟一设计制造的针灸铜人。我国第一代西医病理学家梁伯强和侯宝璋在研究《内径》和《难经》等的解剖内容时，都得出了我国解剖知识在先秦时代已达到很高水平的论断。
但是中国古代的解剖，第一没有自成体系，第二没有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第三仅仅提供为构建藏象学说的原型，没有使中医理论的“道”和“器”（解剖结构）成为一元的体系，而且在宋明以后黯然中歇，这也影响了以手术治疗技术的发展。
以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疾呼“道无器不行”，清代王清任亲自观察解剖，记录所见，著《医林改错》。清末民初的多位学者都注释殊重解剖的《难经》，冀求通过对《难经》的注释，而补阙增益。表明了开始重视实证，重视分析的倾向。
18世纪西医学外科手术的操作范围已经超越了中医，但当时内科还没有超越。以后西医的外科又带动了一大片相关学科的发展，显示出了领先的位置。但到了十九世纪时还没有发明抗生素，所以中、西医在内科治疗方面相差不大。对于一些外感病的治疗，中医还是很有疗效的。
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四十年代时发现了青霉素、链霉素和激素，这时从治疗范围和覆盖面来说西医又超前了。在清末洋务运动时，包括舆论在内都是说西医好，一些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就偏激了。当然在此时中医也要应对，所以产生了一些汇通学派。汇通学派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前身。
民国以后出现了一些消灭中医、反对中医的观点。经过这样一些时期后就进入了现代。目前是中医历史上的一个转型期，不但名词术语、解释都发生了改变，有一些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当然其中有些是对的，有些还有争议。
但总的来说，医院和医学家看病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看病是以医院、病房为主体，得有病房才叫真正的临床。中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临床时代，也接受了很多西医中有用的东西，如查房、会诊制度等。
其实中医过去也有会诊，会诊称为“打公堂”，但就是效果不好。我所看过的医案，都是越会诊治疗越差，因为意见太多、太杂。医生与医生相互之间还都有意见、分歧，所以成功的会诊很少。慈禧太后得了急性痢疾，但经御医们会诊没有统一的意见，以致连乌梅丸都不敢用，一天就死了。现在中医进了大医院，而且吸收了很多西医有效的东西，如X线和化验等，这一状况也就得到了改善。
中医有一些传统的技艺是很奇特的，但现在国内做得并不好。如针刺麻醉是中国发明的，但国外目前开展的比国内还多。在新加坡有一个患者习惯性下颌关节脱位，在做手术前针刺合谷麻醉，在针刺麻醉过程中患者的下颌关节自动复位了，而且以后再未出现脱位。这一点也是穴位的特异性的例证。所以中医学有一些特殊的东西确实值得深入研究，而尤其重要的是它的理论体系；中医学走的是另外一条认识人体生命科学的道路。
【来源：《孟庆云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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